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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先生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信仰者、實踐者，他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代，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人權思想，同時和本土的反對人士，一起推動成立反對黨，在一九六○年代，雷震的聲音，如同空谷足音，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鼓舞著台灣的人心。雷震作為一個知識份子，能夠超越時空 、引導台灣，可以說是「大格局的思想家」。

 

我們站在這裡懷念雷震先生，有些值得反思的政治意義：

 

1. 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是在一九八六年，距離一九六○年雷震被逮捕的「自由中國組黨事件」已經超過二十六年，但是，建立一個反對黨，要求公平的選舉，制衡國民黨政權，進而確保台灣人民的自由（也就是當時所謂的自由中國），它的目的，當然是要讓台灣免於受中國的威脅。這種看法，到現在為止，還是具有現代的意義。

 

2. 雷震和黨外人士的結合，是外省籍知識份子和本省籍的反對人士，歷史性的合作與團結。他長年的努力，給予1980年代黨外運動很大的啟發，進而構成了民主進步黨的傳統，也就是「自由主義」和「本土主義」。在民進黨發展的歷史，族群牽手的原點，就在雷震事件中看到了，本土應是代表著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生命力，而不應是排他性的主張，本土也代表著把台灣當作安身立命、唯一的故鄉加以經營、加以珍惜，尊重民主、保障人權，讓台灣更好。

 

3. 雷震先生雖然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但是他在1954年即被開除黨籍。雷震先生的看法超越了國民黨的格局，他主張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假如國民黨當年接受這個方向，似乎也不會陷入「漢賊不兩立」的孤立困境。這是難得的超越，能夠走出傳統的大一統思想，以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翻轉中華民國的基準點，我們要深深佩服雷震的看法。

 

4. 最後，雷震一生從未屈服，不改其志，這種反對者的人格與風骨，讓今天站在雨中的我們，感受到自由主義的氣息。我相信，這就是他留給我們寶貴的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