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主席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今(24)日晚間應邀出席全國金融從業人員聚會並發表演講,蔡英文表示,台灣不僅面臨經濟基本面跟經濟動能的挑戰,也要健全金融監理機構,蔡英文也對於現在政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中國的ECFA往來,感到遺憾。因為其成效有限但卻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蔡英文表示,馬英九講的兩岸和平協議,其實就是台灣以付出政治代價,換取讓利的協議,她強調台灣應該加強經濟自主性與創新能力、在地經濟的發展,才能維持下一個世代的經濟發展。以下為致詞全文:
金融業是很特別的產業,除了受到政府高度規範外,也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裡面,很重要的服務業。它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它所雇用的人數超過35萬人,佔整體就業人數的3.4%;同時,金融業也創造大約十分之一的GDP。從這些數據來看,我們知道,各位所投身的金融業,以及各位所扮演的角色,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全國金融業的分支機構共有5,989家,這個密度是便利商店的一半;也就是說,每經過兩家便利超商,就會遇到一家銀行、郵局或信用合作社。這是台灣金融業從日治時代以來一直發展出來的結果,但是我們也可能看到分行的家數很多,競爭也很激烈,但對人民來講也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它提供了民眾非常快速的便利服務,領先很多的國家。
大家都知道我在英國唸書,銀行是最常去的地方,英國其實是一個金融業非常發達的地方,它的很多金融及分支機構,其實每一天都跟我們生活在一起;但在有些地方,如在美國大都市裡與比較非都會地區,要去銀行就比較遠一點,而在台灣的銀行間競爭很大,所以造成我們所提供的服務很密集,且價格是滿合理的。所以對我們來講,就跟政治人物一樣,今天銀行界所提供的服務真的是「便民、親民、貼近人民的需求」。所以我覺得,一個好的政黨應該要向台灣的金融業學習,學習這種「便民、親民」的態度,唯有「貼近人民的需求」的政黨,才會受到支持。
台灣從九○年代以來,一直面對到銀行過多的問題,很多的前輩在一九九○年代的台灣都歷經過,那段期間是銀行大量開放的結果,台灣的銀行本來就分好幾種體系,有一種國家國營的體系,有一些是從日治時代以來就延續下來的大銀行,也有地方金融體系,所以台灣的金融體系其實滿強大的,數量很多。所以一定程度造成競爭過度,信用的膨脹,再加上九○年代泡沫經濟的傾向,到了九○年代晚期,台灣的金融其實已經出現讓我們感到憂心的地方。
雖然在九○年代末期,我們逃過了一次金融危機,可是那時候的台灣其實已讓人感到一個隱然要成形的銀行問題,因此到了民進黨接下這個政府時,其實台灣的金融機構已經出現了很多危機,尤其是九○年代的泡沫經濟有很多不當的放款,特權違法超貸,使得銀行的逾放比直線攀升;我們看到那個年代的逾放比例高達11.76%,銀行呆帳問題非常的多。雖然九八年,我們能夠躲過危機,但是銀行壞帳的問題已經慢慢拖垮台灣的經濟。
我們在2000至2008年執政期間,政府總共打銷呆帳1兆8千億。這項措施,有效地強化我們的金融體質,提升金融機構的競爭力。事實上當時我們接管了很多家銀行,重新整理了銀行的財務,所以我們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台灣經濟面及產業面雖然受到影響,但金融基本面卻是好的,主要是2000至2008年我們整頓了金融體系。所以基本上,我們來看今天銀行體系的基本面還算好,真正的問題還是是經濟基本面,是不是我們整體的國家,有沒有足夠的競爭能量,讓整體的產業有那種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的動能。很多人知道現在的國際經濟情勢並不是很樂觀,如果我們在看未來十年國際經濟會走向怎樣的情況,其實大家都知道,未來十年仍是震盪的;主要是因為國際的供需在十年內不會達成平衡,一直處於一種商品供過於求的現象。所以面對供過於求,國家經濟動能不足的話,金融機構其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過去十年,先進國家的衍生性商品,是金融危機的根源。台灣的下一個挑戰是經濟基本面跟經濟動能的挑戰,而且必須要健全金融監理機構。
金融的監理必須「鬆緊合宜」;監理太緊金融商品無法創新也無法獲利,但監理太鬆則會造成金融風險,對投資大眾造成風險。每一個國家的挑戰,就是尋找好的金融機構的負責人,擬訂鬆緊合宜的監理政策。台灣的監理機構是委員制的獨立機構,但是整體國家的經濟能量跟監理能力仍然不足。
台灣整體金融界面臨了幾項重大的問題:首先,台灣有許多沒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小型金融機構,且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其次,台灣目前金融監理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台灣面臨總體經濟的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馬英九在2007年至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之際,提出六三三政見,代表馬總統對總體經濟的研判能力是有問題的,而一個國家的金融機關的監理機構和中央銀行若無法與國際接軌,國家金融政策將發生錯誤。若台灣金融環境持續的封鎖,無法與國際接軌,將無法對應快速變遷的金融環境。
因此,民進黨十年政綱的「金融篇」,提出了幾項未來金融政策的重點:
第一,要建立一個總體經濟及金融的預警機制,掌握對國內外金融情勢與經濟變化,並且適時提供預警與對策。台灣目前沒有建立掌握國際金融情勢的機構,而僅有中央銀行來提供相關訊息,但中央銀行是貨幣政策的機構,不是掌握國際整體經濟和國家金融政策的單位,而台灣的經建會和金管會也無法做相關情勢掌控。在十年政綱中我們提出,在總統職權之下,要設有總體金融決策監控的機制;在行政院之下,也要加強金融管理的能量。
第二、要防止金融壟斷,金融產業不應過度集中化,並且重視專業經營。金融資本也應該大眾化,政府必須探討,如何分配不同規模和屬性的銀行。
第三、不為金融業的發展而犧牲公共利益,且要循序漸近來改革。這項改革,包括針對公股銀行的調整,對公股銀行是否要給予政策責任,或改變為以商業競爭為導向的銀行,必須重新考慮。馬政府對金融市場結構的問題疏於討論,將來金融業面臨開放,台灣的金融機構恐怕會面對生存的危機。而未來的政府,要如何平衡過度集中和過度的分散金融機構,將是重大的課題。
第四、如何使金融能夠為多數人民服務,保障存款人、投資人與保戶的權益,並發揮濟貧扶弱、協助中小企業、支援產業創新活動等功能。政府應建立短、中、長期資金供應體系,有效引導國內儲蓄資金轉為國內投資,並發展支援創新的金融制度及工具,以滿足企業在創業、創新過程等各階段的資金需求。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資金很多,但無法將資金引導到需要的產業,反而過度投入房地產,使房地產出現過熱的情況。
台灣經濟面的最大問題是投資人機會不多,新型產業無法發展,而新型產業的投資風險偏高,對於投資人而言並不具有吸引力。在這個整體台灣市場有很多資金的情況下,但對於新型投資的風險卻無法控制,政府必須要建立機制,將銀行可接受的風險和新型產業的風險之間的差異銜接起來。政府在創新產業,把資金導向創新產業的巨大工程。
資本市場必須要把風險,創業和研發的風險,透過市場分散到不同的投資人身上,政府必須要重整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讓需求跟供給可以銜接,增加承擔風險的能量。政府在推動金融政策或產業政策時,要提高金融業的效率,避免過度的競爭,因為過度的競爭造成銀行不顧風險,造成壞帳或呆帳的情況。
面對台灣越來越競爭的金融市場,有許多金融從業人員感到壓力,有很多人希望把業務擴充到對岸,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時,曾經開放十家銀行到中國成立辦事處,擴充在中國的金融業務。然而在規畫的過程中,發現台灣銀行參與中國市場的門檻相當高,兩岸之間金融業若自由化,必須注意雙方規模的不平均。中國前五大銀行資產總額,是台灣前五大銀行資產總額的十五倍,若台灣開放中國銀行來台設立分行,必須要注意開放幅度,避免衝擊中小銀行的生存空間。
金融業開放後,中國銀行不僅可以來台設置分支,中國也可以買台灣銀行,兩邊的銀行業自由化的過程中,要克服的是雙方銀行的規模不一樣,中國銀行的規模會壓縮台灣中小銀行的生存空間,將來政府要如何維持平衡,是相當大的挑戰。
在兩岸金融開放的過程中,對台灣的政府將來要怎麼樣維持平衡,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另更重要的是「銀行監理的問題」,一直是兩岸存在的問題,因為它在沒有相互承認主權的情況下,兩岸的金融監理問題其實一直是一個我們在持續處理兩岸金融往來時,一個最大困難的所在。這些只是很初淺的講我們所看到金融業的問題,簡單的說,我們看金融問題就是:第一,我們的結構造成國際競爭力不足,因為我們的銀行規模不夠大,我們的分支機構太多,因此造成國內的過度競爭,但又缺乏國際競爭的能量;第二,整體的國家金融監理能力還是不足,整體的、總體經濟的治理能力與國際情勢、金融與經濟情勢掌握能量也不足;最後就是在兩岸的金融往來,相互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承受很多的壓力就是兩岸金融的規模不夠且不對等的情況,這些都是將來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也就是我們必須強化總體的國際經濟治理能力、監理能力也必須強化,所以將來的金管會主委其實是一個非常具關鍵性的角色,民進黨執政時,金管會主委都有特別挑選,希望他是一個具有國際金融的經驗,主要也是希望他能夠把國內的金融監理納入國際的面向;但是馬政府的金管會主委,卻讓人有些失望,也讓人感到擔心的是整個金融的監理無法跟國際情勢有一定程度的接軌。
台灣的挑戰不只在金融業,其實台灣的經濟基本面出了問題,我們常聽這個政府在講,當股市產生劇烈震動時,常聽到政府說「我們的經濟基本面是好的」;我跟各位講,我們的經濟基本面是讓人擔心的,因為我們整體經濟可以產生的就業機會,沒有辦法滿足人民就業的需求,也就是「工作不夠多」。人民沒有工作,一定會面臨貧窮化的問題,而若面對供過於求的話,那薪資一定不會漲,在國際市場上也是過度競爭,供過於求,那國內薪資也是不會漲,那你問我要怎麼處理,最大的問題就是要突破,就是要新的產業,也就是以在地經濟來補足內需的救業機會,另外就是產業的創新研發能量要非常大,因此這來自金融機構可不可能有一個改變,就是將創新研發的所需的資金由投資者轉到所需要的人身上,這種經濟原理很簡單,但必須有人具持續的意志力去完成它,很遺憾現在政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中國的ECFA往來,我們看到成效有限,但這個政府卻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我們不要小看近來總統講的兩岸和平協議,其實它就是中國等著我們去付出政治代價,因此它才會有下一波讓利的情況,最後對台灣來講,經濟自主性與創新能力、在地經濟的發展其實才是我們下一個世代維持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