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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穎指出，無論是台北地方法院昨日的判決，或是最高檢察署在2012年8月14日的簽結報告，都一再指出宇昌案的專案投資程序並無違法之處，足證國民黨政府利用公權力介入選舉，利用經建會的資源抹黑宇昌案，而按照劉憶如今日的聲明內容，就如他的上訴理由一般，多數與事實不符，維持抹黑的立場，足認劉憶如犯後毫無悔意，對於配合國民黨選舉操作、傷害民主與生技產業的作為，絲毫沒有反省。

 

    黃帝穎強調，宇昌案是經最高法院檢察署嚴格證明程序「查無不法」而簽結的案件，簽結理由中甚至強調宇昌案是「專案投資」、「其程序應無違誤」，證實宇昌案並無利益迴避或正當程序的問題，劉憶如身為國發基金的前召集人，居然還加碼妄稱宇昌案是違反行政程序的國發基金投資案，除非劉憶如對所轄業務毫無所悉，否則就是經人指使、刻意混淆視聽，顯然是不知悔改。（詳見最高法院檢察署101年8月14日所發佈【100年度查字第153號、第154號「宇昌案」結案報告】第39-41頁）

 

    黃帝穎質疑，劉憶如在聲明中稱北檢還他清白，卻又推卸責任指稱是「同仁對其中一份沒有日期的英文說明書，做了日期的誤判」，但北檢當初不起訴的理由，是因為檢察官採信「劉憶如秘書可能用紙條浮貼備註於文件上，影印後就變成像原始文件」，但根據劉憶如在北院的言詞辯論筆錄，法院已查明這張加註『此份文件為96年3月31日於台北市舉行的TaiMed Inc.投資會說明書』的便利貼，包括日期、內容以及貼的位置，全部都是劉憶如在100年12月11日晚間指示助理貼上去的（詳見台北地方法院104年10月27日發布「102年度重訴字第495號損害賠償等事件新聞稿」第3-4頁），北院甚至指出，劉憶如只需經過短暫時間的比對就能確認正確的事實，卻在未經完備查證之下就對助理作出變造文件日期的指示（詳見台北地方法院104年10月27日發布「102年度重訴字第495號損害賠償等事件新聞稿」第8-9頁），顯見劉憶如在北檢與北院的證詞前後不一，明顯卸責 。

 

    黃帝穎說，劉憶如在上訴的聲明稿中模糊焦點，執意抹黑，對最高檢察署報告與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視而不見 ，顯見劉憶如犯後毫無悔意 ，不只上訴後難以說服法官，更無法為台灣人民接受。